简介

未婚父母可申请监护令，以享有法律赋予已婚父母对婚生子女的一切权利及权限，以及把子女带回香港。最近在 BGPB v KSW [2021] HKCU 1575 一案中，一名非婚生儿童（「儿子」）的母亲（「母亲」）在未经儿子父亲（「父亲」）同意下，将儿子带到海外。父亲向原讼法庭（「原讼庭」）申请监护令，以使儿子受法院监护及命令母亲把儿子送回香港。

背景

父母双方同居时在香港诞下儿子，二人继续同居并共同抚养儿子。父亲一直尽责养育儿子，两人十分亲近。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于2020年广泛传播，父亲同意母亲的建议，让儿子留在澳洲与母亲的家人生活。双方同意之后同赴法国，以便儿子能与其父家成员相处。然而，到了预定的时间，母亲却拒绝与儿子前往法国及香港。

由于母亲不但拒绝回应父亲关于返回香港的要求，而且拒绝承诺何时与儿子回港，故此父亲决定正式确立他对儿子的父母权利。父亲展开监护权程序，寻求（其中包括）把儿子送回香港。

主要争论点

原讼庭需审理以下三个争论点：

1.       原讼庭是否能够对儿子行使司法管辖权；

2.       原讼庭的命令在澳洲是否获得承认或强制执行；

3.       下列各项是否符合儿子的最佳利益：

a.       向父亲授予父母权利；

b.       准许父母双方共同照顾和管束儿子；及

c.       将儿子送回香港。

原讼庭的裁决

第一个争论点：原讼庭对儿子的司法管辖权

母亲质疑香港法院并非审理有关争议的合适诉讼地，因为香港已经不是儿子的惯常住所。就此而言，尽管原讼庭指出惯常住所的问题在监护权程序中是不相关的（有别于1980 年海牙《国际掳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但亦强调父母的意向并不会确立或改变子女的惯常住所。反而，问题是当儿子从某一国家移居至另一国家时，儿子在另一国家是否安顿下来，从而构成惯常居所的变更。原讼庭认为，假设惯常住所的问题是相关的，经考虑多项因素，包括：(i) 儿子已在香港居住10年；(ii) 他在香港上学；及 (iii) 移居未获父亲同意，原讼庭能轻易地得出儿子的惯常住所住是香港的结论。因此，香港法院可对儿子行使司法管辖权。

第二个争论点：原讼庭的命令在澳洲是否可强制执行

就第二个争论点而言，原讼庭认为其命令不会在澳洲自动获得承认或强制执行。因此，父亲将须在澳洲采取法律程序以取得相应的命令，才能对母亲强制执行有关命令。

第三个争论点：福祉原则

根据香港法例第13章《未成年人监护条例》第3(1) 条，法院在裁定监护权程序的最终结果时，首要考虑因素是子女的福祉。换言之，关键因素必然是最有利子女的方案。不过，就非婚生儿子而言，情况略为不同，母亲将自动获得权利及权限，犹如儿子为婚生一样。倘若原讼庭批准父亲根据《未成年人监护条例》第3(1) 条提出的申请而发出命令，父亲应仅享有与母亲相等的权利及权限。

尽管法律对于非婚生子女的父母地位有不同前设，但原讼庭认为父母双方均不能仅仅因为身为父亲或母亲而享有较对方有利的申索。为了对父母双方一视同仁，原讼庭考虑了以下因素，审视未婚父亲是否应对儿子享有部分或全部父母权利：

a.       父亲对儿子展现的责任感；

b.       父子之间的感情；及

c.       父亲申请命令的理由。

1.           父亲对儿子展现的责任感

法院同意父亲致力照料儿子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学业、日常照顾、沟通及生活开支等。此外，父亲亦渴望并愿意在买到机票后放取无薪假前往澳洲与儿子见面。

2.           父子之间的感情

法院观察到，父亲与儿子均享受与对方相处，即使是透过视像通讯，亦无阻他们沟通。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密切，而儿子也多次表示想与父亲见面。

3.           父亲申请命令的理由

法院亦认同父亲申请命令的理由。父亲指出，他从未同意儿子永久移居澳洲，惟母亲却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为儿子报读澳洲一间学校。鉴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病感染个案的数目惊人，原讼庭同意，为防母亲遭遇任何意外，正式确立父亲的父母权利是审慎的做法。

因此，原讼庭下令儿子在返回香港后至少短时间内受法院监护，并让父亲享有法律赋予已婚父母对婚生子女的一切权利及权限。因此，父母双方将平等地参与保障儿子的长远利益。

要点

本案说明了香港法院就保护受监护人的福祉不受任何干扰而言具有广泛司法管辖权。在香港法院认为适合行使监护权的情况下，会权衡父母的意愿与子女的最佳利益。母亲或会认为，作为儿子的唯一合法管养人，她有权带儿子移居澳洲。尽管法律自动赋予未婚母亲父母的权利及权限，但这并不代表她可以自行决定子女的事情。无论如何，倘若未婚母亲认为永久移居另一个国家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则应提出移居申请。没有人会想到家庭度假会以这种方式结束，但假如真的发生上述事例，最重要的是尽快征询法律意见，以采取适当法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