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刘文建 [2021] HKCFI 3078一案中，原讼法庭（「原讼庭」）审理了一宗来自裁判法院的上诉案，案件涉及普通法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本案说明了如何应用在Sin Kam Wah v HKSAR (2005) 8 HKCFAR 192这宗重要案例中重新制定的原则。

背景

案情

被告人刘文建（「被告人」）是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应科院」）的研究及发展总监。应科院是香港政府于2000年成立的一间有限公司。

在2016年6月至2017年10月期间，被告人代表应科院进行了7项采购，并接受了Golden Commercial Ltd（「GCL」）的两家附属公司始动科技有限公司（「始动科技」）及博文教育﹙亚洲﹚有限公司（「博文教育」）的报价。被告人及其妻子均为GCL的董事，而GCL以及被告人在大学的师兄郑贤义（「郑先生」）分别持有博文教育的一部分。尽管被告人与上述各方有利益冲突和私人关系，但他在7项采购中均隐瞒上述关系，并在应科院的内部电脑系统中申报他没有利益冲突。

上诉

被告人被裁判官裁定普通法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被判监禁6个月，缓刑30个月。被告人就定罪提出上诉，理由如下：

1.       裁判官未有考虑／未有充分考虑被告人的良好品格；

2.       裁判官在考虑「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这项普通法控罪的犯罪造意（心理元素）时犯了法律上的错误；

3.       裁判官裁定被告人没有「合理辩解」而作出失当行为，是犯了法律上的错误；

4.       裁判官错误地裁定被告人的失当行为属严重程度。

理据一：被告人过去品格良好

被告人认为，裁判官没有考虑／没有充分考虑被告人的品格良好，因此没有就被告人可信程度及较低犯罪倾向给予指引。

原讼庭认为这项理据站不住脚，因为裁判官在判词中已作出了良好品格指引。这显示裁判官在判断被告人的可信度及犯罪倾向时，必定已考虑到被告人品格良好，作出了对他有利的考虑。

理据二：犯罪造意（心理元素）

被告人同意，如果 (1) 一名公职人员，(2) 在执行公职的过程中或在与其公职有关的情况下，(3) 明知而作出失当行为或不作出某些行为，(4) 而他没有合理辩解或理由；及 (5) 有关的失当行为是严重的，即触犯普通法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蓄意的失当行为

被告人认为，由于他在2014年入职时已披露他在GCL、始动科技及博文教育中的利益，他在涉案的采购之前没有再次披露利益，只是令披露不完整及不完善，而不应构成蓄意的行为失当。原讼庭不接纳这个论点，因为被告人只是向应科院披露他是GCL的前董事，并无披露他和妻子在GCL的持股，亦无披露他与郑先生的关系，因此被告人从未真实披露其利益。被告人亦不可能不知道他进行的7项采购会令他与涉及的人士产生严重利益冲突。因此原讼庭推断，被告人明知应披露他与有关各方的关系，但却刻意隐瞒。

理据三：合理辩解

被告人提出合理辩解作为抗辩理由，因为当被告人已进行了7项采购并于2018年向应科院全面披露利益后，他获准继续进行与始动科技及博文教育有关的采购工作。原讼庭指出，无论如何，控方只需证明被告人‍在触犯罪行时（即他申报在采购中没有利益之时）拥有犯罪造意。应科院后来给予批准，并不等于被告人在犯下罪行时已获得批准。

理据四：罪行的严重性

原讼庭认为被告人的失当行为明显是严重的。他身为应科院的科研总监，却从他与供应商的关系中得益，使其职位受辱，亦令应科院以至其他公营机构声誉受损，影响社会稳定及和谐。应科院在知悉被告人的失当行为后仍继续雇用他，这一点与其失当行为的严重性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应科院可能有其本身的商业考虑，这与法院在判断严重程度时所考虑的因素不同。被告人的失当行为可严重削弱公众对公营机构行政人员的信心，因此他必须负上刑事责任。

总结

上诉庭最后维持裁判法院的决定，驳回被告人的定罪上诉。担任公职的人士必须注意，在执行公职的过程中或在相关雇员行为守则规定披露利益的情况下，全面披露利益的持续责任。